译文
为何纣王亲受天罚，殷商命运仍难挽救？
长安居民都盼望着皇帝的旗帜重临，好的气象会再向着长安宫殿。
过去(qu)的仙人已经驾着黄鹤飞走了，这里只留下一座空荡荡的黄鹤楼。
治乱，是(shi)由命运决定的；穷达，是由天命决定的；贵贱，是由时机决定的。所以命运将要隆盛的时候，必定产生圣明的君主；有了圣明的君主，必定会有忠贤的臣子。他们彼此的相遇，不是互相访求(qiu)而是自然地走到一块来的；他们彼此的相亲，不是有人介绍而是自然地亲密起来的。一人吟唱而另一人必定应和，一人谋画而另一人必定听从。彼此道德混同齐一，辗转相合有如符契。无论得失都不会怀疑彼此的志向，谗言挑拨也不能离间他们之间的交情，这样然后才取得了君臣之道的成功。他们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功，哪里仅仅是人为的呢？给予的是天，告知的是神，玉成的是命运啊。 黄河水清就有圣人诞生，神祠鸣响就有圣人出现，群龙出现就有圣人君临天下。所以伊尹，原是有莘氏陪嫁的奴隶，却辅佐商汤做了阿衡；太公，原是在渭水边上钓鱼的微贱老人，却辅佐周朝做了尚父。百里奚在虞国而虞国灭亡了，到秦国后秦国却成了霸主，不是百里奚在虞国没有才能而到秦国后就有才能了。张良接受黄石公授与的兵书，诵读记载了三略学问的书籍，然后用所掌握的学问游说群雄，他说的话，却像用水泼向石头一样，没有一个人接受。等到他碰上汉高祖，他说的话，就像将石头投向水中一样，没有一次受到抗拒。不是张良在劝说陈涉、项梁时就笨口拙舌，而在劝说沛公时就能说会道。那么张良说话的技巧前(qian)后是一样的，有人不明白前后结果不同的原因是由于不明白君臣所以合离的道理，君臣合离的原因，就像神明之道一样。所以前面提到的四位贤人，姓名被史籍记载，事迹应乎天事合于人心，这哪能用贤明愚昧来加以量度呢！孔子说：“圣人清明在身，气度志向如神。君临天下的欲望将要来到的时候，神灵在为之开路的同时必先为之预备好辅佐的贤臣。就像天将降落及时雨时，山川为之出云一样。”《诗经》说：“中岳嵩山降下神灵，生下了吕侯和申伯。就是吕侯和申伯，辅佐周朝成了中坚。”这里说的就都是命运啊。 岂只是振兴主人的人，导致乱亡的人也是这样。周幽王被褒姒惑乱，其反常怪异开始出现在夏朝宫庭；曹伯阳得到公孙强，迹象最初出现在社宫；叔孙豹宠信竖牛；祸乱在庚宗时就已造成。吉凶成败，各按命运所安排的到来，都是不用寻求而自己就走到了一块，不用媒介而自己就亲密了。以前圣人受命于河图洛书，说：以文德受命的人，七世九世后就要衰微；以武功兴起的人，六世八世后就要重新谋画振兴之策。到成王将九鼎固定在郏鄏，占卜的结果是传世三十代，享国七百年，这是上天所命令的。所以在幽王、厉王之间，周王朝的治国之道就大大败坏；齐桓、晋文二霸之后，礼乐就衰落下来；文德浮薄的弊病，渐渐地在灵王、景王时产生；巧辩欺诈的风气，在七国时形成；极端的残暴，累积于终于灭亡的秦朝；看重文章风尚，在汉高祖刘邦时被抛弃。即使是仲尼这样道德最高尚的人，即使是颜回，冉有这样的大贤，以礼法为准绳大力推行文德，在洙水、泗水之间和颜悦色地教学，也不能阻止浮薄风气的产生；孟轲、孙卿，那样效法颜、回冉有和仰慕至圣孔子，从容奉行正道，也不能在末世发挥应有的维系作用。天下终于发展到大道沉溺的地步，而无法再加以援救。 像仲尼这样有才能的人，其才能却不合于鲁国、卫国的需要；像仲尼这样有口才的人，其言在鲁定公、鲁哀公那里却得不到施行；像仲尼这样谦逊的人，却被子西所妒忌；像仲尼这样仁爱的人，却同桓魋结下了仇恨；像仲尼这样有智慧的人，却在陈国、蔡国受到了委屈困厄；像仲尼这样有德行的人，却从叔孙武叔那里招来了谗毁。其思想足以救助天下，却不能比别人更尊贵一些；言论主张足以治理万世，却不被当时的国君信用；德行足以应合神明，却不能在世俗间得到推广。先后应聘于七十个国家，却没有碰上一个合适的君主。在各国之间到处急奔，在公卿之门遭受屈辱，仲尼就是这样得不到君主的赏识。到了他的孙子子思，仰慕先圣之道、具备先圣长处但还没有达到完美的地步，却厚遇自己培养高名，其声(sheng)势倾动了国君。他所游历过的诸侯国，没有哪一个诸侯不驾着四马大车登门拜访；即使是登门拜访的人，也还有不能坐上宾客位置的。仲尼的弟子子夏，是一个登上了正厅但还没有进入内室的人。隐退告老在家，魏文侯拜他为师，西河地区的人们，恭恭敬敬地向其德行归附，把他同夫子相提并论，而没有一个人敢对他的言论妄加非议。所以说：治乱，是由命运决定的；穷达，是由天命决定的；贵贱，是由时机决定的。而后来的君子，固守着一个国君，叹息于一个朝廷，屈原因此而自沉湘水，贾谊因此而悲哀发愤，不是太过分了吗？ 如此说来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，就在于他们能够安于天命而自得其乐了。所以他们遇到困厄时并不生怨，居于高位时并不生疑。其身可以受到压抑，而其思想却不能受到损害；其地位可以受到排挤，而其名誉却不能够丢失。就像水，疏通它就成了江河，堵塞它就成深渊。升到云上去就变成雨下落，沉到地下去就使土润泽。本体清纯用之洗涤万物，不会被污浊淆乱；在受到污浊包围的情形下救助万物，其清纯不会受到损伤。所以圣人身处困厄和显达就像没有区别一样。 忠直的言行触犯君主，独立的操守不合世俗，事理之势就是如此。所以树木高出树林，风肯定会把它吹断；土堆突出河岸，急流肯定会把它冲掉；德行高于众人，众人肯定会对他进行诽谤。前车之鉴不远，后来的车也继续翻覆在前车翻覆的路上。然而志士仁人，还要踏着忠直之路进行而不后悔，还要坚持独立的操守而不肯失掉，这是为什么呢？目的是要以此实现自己的志向，成就自己的声名。为求得自己志向的实现，而在险恶的仕途上经受着风波；为求得自己声名的成功，而经受着时人的诽谤议论。他们之所以身处这样的境地，是有着自己的考虑的。子夏说：“死生是由命定的，富贵是由天安排的。”所以思想将要得到推行的时候，生命将要显贵起来的时候，就像伊尹、吕尚在商代周代兴起，百里奚、张子房在秦国汉朝被任用，是不用追求而自然就会得到，不用追求而自然就能遇上的。而思想将要废弃不用的时候，生命将要微贱的时候，难道只是君子为之感到羞耻而不肯有所作为吗？也是因为他们知道即使干也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。 凡苟且迎合世俗之士，喜欢谄谀献媚之人，按照贵人的脸色俯仰行事，在势利之间曲折前行。贵人的意见不管对与不对，赞美之声都像水流淌；贵人的言论不管可行与否，应对之言都如响之应声。以窥看盛衰作为精神，以或向或背算作变通。权势集于某人时，前往追随就像赶集一样踊跃；某人失去权势时，背弃而去就像脱鞋仍掉。他们有话说：“声名和生命哪一个更亲切？获得和丧失哪一个更有利？荣耀和屈辱哪一个更重要？”所以便鲜洁其衣服穿戴，夸耀其车马侍从，贪求其金玉布帛，沉溺其音乐美色，左顾(gu)右盼自以为是得到好处了。只看见龙逢、比干失去了生命，而不想想飞廉、恶来也被灭掉了家族。只知道伍子胥在吴国被迫用属镂剑自刎，而不警戒费无忌在楚国也被诛灭。只讥笑汲黯做主爵都尉直到白头，而不警戒张汤后来遇到了以牛车安葬的灾祸。只笑话萧望之被迫自杀受挫于前，而不害怕石显被免官自缢于后。所以这些通达知命者的谋虑，各人都是没有留下余地的。 那么要问：大凡人们之所以奔走竞争富贵，是为了什么呢？树立圣人之德必须尊贵吗？那么周幽王、周厉王之为天子，不如仲尼之为陪臣。必须权势吗？那么王莽、董贤之为三公，不如扬雄、董仲舒门庭冷清。必须富有吗？那么齐景公拥有四千匹马，不如颜回、原宪检束其身。是为财物吗？那么拿着勺到河边饮水的人，不过饮个满腹，离开屋子到外面淋雨的人，不过淋湿身子，超过了这个需要的河水雨水，是无法再接受的。是为名声吗？那么善恶记载在史册上，诋毁赞誉流传千年，赏罚由天神的意志所支配，吉凶对于鬼神最明白，这本来就是可怕的。将要以此来愉悦耳目快乐心意吗？譬如命御者驾车游览五都的人，就可以看到天下的货物全都陈列在那里了；提着衣裳登上汶阳的山丘，就可以看到天下的庄稼像云彩一样多了；挽着椎髻的士兵守卫敖庾、海陵两座粮仓，就可以看到小山一样的粮食堆积在眼前了；插上衣襟登上钟山和蓝田，夜光、玙璠的珍贵就可以看到了。像这样，东西特别的多，而归自己所有的又特别的少；不爱惜自己的品节，却爱惜自己的精神；大风骤起尘埃飞升，尘埃飘散却不停止；六种疾病等在前面，五种刑法跟在后面；利害产生在左面，攻夺出现在右面；却还自以为看清了生命和声名的亲疏，分清了荣耀和屈辱的主客呢！ 天地的大德叫生长万物，圣人的大宝叫地位。用什么来守住地位叫做仁，用什么来端正人心叫做义。所以古代做王的人，只用他一个人来治理天下，不是用天下来奉养他一个人；古代做官的人，是利用官位施行他的义，不是因为利禄贪求他的官位。古代的君子，羞愧得到了官位却不能进行治理，不羞愧能够进行治理却没有得到官位。探究天和人的本性，考查邪和正的分别，权衡祸与福的门径，最终得出关于荣与辱的谋虑，其区别十分显然，所以君子要舍彼而取此。至于出来做官和在家隐处要不违其时，静默和说话要不失其人。天体转动众星运转，而北极星仍停留在老地方；璇玑像车轮一样不停转动，而衡星像车轴一样仍居中执掌。既明白事理又知识渊博，以保全自己的节操，将这长远的谋虑留传下去，以安定保护好子孙，以前我祖先的朋友便曾这样做了。
我自己也很惭愧没有江海的酒量，只好在大人你的门下敷衍过过日子。
上大夫壶遂说：“从前，孔子为什么要写《春秋》呢？”太史公说：“我曾听董生说过：‘周朝的政治衰落破败之时，孔子出任鲁国的司寇，诸侯害他，大夫们排挤他。孔子知道他的建议不会被接受了，他的政治主张再也行不通了，于是评判二百四十二年历史中的是是非非，以此作为天下人行动的准则，贬抑天子，斥退诸侯，声讨大夫，以阐明王道。’孔子说：‘我想把我的思想用空话记载下来，但不如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来表现更加深刻、明显。’《春秋》，从上而言，阐明了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的政治原则；从下而言，辨明了为人处事的纲纪，分清了疑惑难明的事物，判明了是非的界限，使犹豫不决的人拿定了主意，褒善贬恶，崇敬贤能，排抑不肖，保存已经灭亡了的国家，延续已经断绝了的世系，补救政治上的弊端，兴起已经荒废的事业，这些都是王道的重要内容。《易经》显示了天地、阴阳、四时、五行的相互关系，所以长于变化；《仪礼》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故长于行动；《尚书》记载了上古先王的事迹，所以长于从政；《诗经》记载了山川、溪谷、禽兽、草木、雌雄、男女，所以长于教化；《乐记》是音乐所以成立的根据，所以长于调和性情；《春秋》明辨是非，所以长于治理百姓。因此，《仪礼》是用来节制人的行为的，《乐记》是用来激发和穆的感情的，《尚书》是用来指导政事的，《诗经》是用来表达内心的情意的，《易经》是用来说明变化的，《春秋》是用来阐明正义的。把一个混乱的社会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，没有比《春秋》更有用了。《春秋》全书有数万字，其中的要点也有数千。万物万事的分离与聚合，都记在《春秋》里了。《春秋》中，臣杀君的有三十六起，亡国的有五十二个，诸侯四处奔走仍然不能保住国家政权的不计其数。观察他们所以会这样的原因，都在于失去了根本啊！所以《周易》说‘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’。因此说，‘臣杀君，子杀父，不是一朝一夕才这样的，而是长时期逐渐形成的’。所以，一国之君不可以不知道《春秋》，否则，当面有人进谗他看不见，背后有窃国之贼他也不知道。身为国家大臣的不可以不知道《春秋》，否则，处理一般的事情不知怎样做才合适，遇到出乎意料的事变不知用变通的权宜之计去对付。作为一国之君和一家之长却不懂得《春秋》中的道理，一定会蒙受罪魁祸首的恶名。作为大臣和儿子的不懂得《春秋》中的道理，一定会因为阴谋篡位和杀害君父而被诛杀，得一个死罪的名声。其实，他们都以为自己在干好事，做了而不知道应该怎么做，受了毫无根据的批评而不敢反驳。因为不通礼义的宗旨，以至于做国君的不像国君，做大臣的不像大臣，做父亲的不像父亲，做儿子的不像儿子。做国君的不像国君，大臣们就会犯上作乱；做大臣的不像大臣，就会遭到杀身之祸；做父亲的不像父亲，就是没有伦理道德；做儿子的不像儿子，就是不孝敬父母。这四种行为，是天下最大的过错。把这四种最大的过错加在这些人身上，他们也只能接受而不敢推托。所以《春秋》这部书，是关于礼义的主要经典著作。礼的作用是防患于未然，法的作用是除恶于已然；法的除恶作用容易见到，而礼的防患作用难以被人们理解。”
如何能得只秦吉了，用它那高亢声音，道我衷心。
归来后记下今天的游历，心中挂怀无法入眠。
用捣掉壳的野谷来做饭，摘下葵叶来煮汤。
深秋霜降时节，水位下降，远处江心的沙洲都露出来了。酒力减退了，才觉察到微风吹过，让人觉得凉飕飕的。破帽却多情留恋，不肯被风吹落。
蒙蒙细雨时作时停，清幽小窗更显妍丽。
一旦进入深幽如海的侯门，从此萧郎便成为了陌路之人。
长江向东滚滚而去，我也在外滞留太久。故乡远隔万里，令我时时思念。
太尉暂任都虞候一个月，郭晞手下的士兵十七人入城拿酒，又用刀刺伤了酿酒的技工，打坏了酿酒的器皿，酒流入沟中。太尉布置士兵逮捕了这十七人，把他们的头都砍下来挂在长矛上，竖立在城门外。郭晞全营士兵大肆喧哗，全部披上铠甲。白孝德大为震惊恐慌，召见太尉说：“你打算怎么办？”太尉回答说：“不要紧，请让我到军营中去劝说。”白孝德派了几十个人跟随太尉，太尉把他们全部辞退了。解下佩刀，挑了一个年老而跛脚的牵马，来到郭晞军门下，营内全副武装的士兵冲了出来，太尉笑着走了进去，说：“杀一个老兵，何必全副武装？我顶着我的脑袋来了。”全副武装的士兵惊愕了。太尉于是开导他们说：“郭尚书难道亏待你们了吗？副元帅难道亏待你们了吗？为什么要以变乱来败坏郭家的名声？替我禀告郭尚书，请他出来听我说话。”
临水却不敢看我的倒影，是因为害怕容颜已变改。
登临当年吴国和蜀国的分界之处（荆州），在湖山黄昏下徘徊。
秋天快要过去了，依然觉得白昼非常漫长。比起王粲《登楼赋》所抒发的怀乡情，我觉得更加凄凉。不如学学陶渊明，沉醉酒中以摆脱忧愁，不要辜负东篱盛开的菊花。
注释
47、恒：常常。
39、剑挺：拔剑出鞘。
④电曳：像闪电一样地挥动。倚天剑：意谓靠近天的长剑。
（168）这句是说：臣子们进谏，您采纳实行，对您说来只不过动一动节省的念头罢了。
（12）批大郤：击入大的缝隙。批：击。郤：空隙。
③重闱：父母居室。
（27）这句是说：你自己觉得比汉文帝怎样呢？